连续投票后，法国人选出最喜爱 的图书******

　　国营的法国电视台——法视一台 、二台 、三台 、四台和五台——与英国广播公司联合发起的公众读书投票日前揭晓 。法国读者选出了他们最喜爱 的书。

　　维尔日妮·格里马尔迪（Virginie Grimaldi） 的小说《该 是重新点亮星星的时候了》（Il est grand temps de rallumer lesétoiles）战胜了日本连环画《航海王》和《哈里·波特》，排名榜首 。

　　2022年是普鲁斯特去世100周年 ，但他 的《追忆似水年华》落选了 。

　　中华读书报曾在今年7月刊登无分先后 的50种图书大名单。此后的评选过程长达半年，每种书都有自己 的辩护人。例如，前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力挺《悲惨世界》，明星糕点师皮埃拉·埃尔姆则为《追忆似水年华》站台。

　　读者再次投票之后，法视与英广于2022年12月15日在法国电视二台黄金时段的特别晚会上 ，公布了法国人最喜爱图书的最终名单，依得票数从高到低排列，共25种。

　　书单丰富多彩 ，从经典到惊悚、从科幻到动漫 ，展示出广阔的文学景观。

　　《该是重新点亮星星 的时候了》出版于2018年，写 的 是一个失业的单身母亲驾一辆破旧的二手房车，带着两个女儿前往斯堪 的纳维亚 的公路旅行 。

　　今年45岁的格里马尔迪是法国阅读量第二大的作家，仅次于纪尧姆·米索（Guillaume Musso）。

　　她前六本书 的总销量超过350万册 ，2021年夏天出版的第七本小说《可能》（Les Possibles）又卖出了约90万册。

　　法国人最喜爱的图书排行榜如下 。尚未有中译本出版的，附原文的书名和作者名：

　　名次书名 作者 年份

　　1 《该 是重新点亮星星 的时候了》 维尔日妮·格里马尔迪 2018

　　2 《航海王》 尾田荣一郎 1997

　　3 《哈里·波特》 JK·罗林 1997

　　4 《小王子》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1943

　　5 《悲惨世界》 维克多·雨果 1862

　　6 《指环王》 JRR·托尔金 1954

　　7 《基督山伯爵》 大仲马 1844

　　8 《天空所有的蓝》 梅利莎·达科斯塔 2019

　　（Tout le bleu du ciel） （Mélissa Da Costa）

　　9 《龙珠》 鸟山明 1984

　　10 《烙印勇士》 三浦建太郎 1989

　　11 《零公里》（Kilomètre0） 莫·安卡瓦（Maud Ankaoua）2017

　　12 《局外人》 阿尔贝·加缪 1942

　　13 《给花换水》 瓦莱丽·佩兰 2018

　　（Changer l'eau des fleurs） （Valérie Perrin）

　　14 《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 1949

　　15 《快乐 的人读书喝咖啡》（Les gens 阿涅丝·马丁-吕冈 2012

　　heureuxlisent etboivent du café） （Agnès Martin-Lugand）

　　16 《香水》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 1985

　　17 《饥饿游戏》 苏珊娜·科林斯 2008

　　18 《进击 的巨人》 谏山创 2009

　　19 《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汀 1813

　　20 《哈里·克贝尔事件真相》 若埃尔·迪克尔 2012

　　21 《妇女乐园》 埃米尔·左拉 1883

　　22 《岁月的泡沫》 鲍里斯·维昂 1947

　　23 《西拉诺·德·贝热拉克》 埃德蒙·罗斯唐 1897

　　24 《呼啸山庄》 艾米莉·勃朗特 1847

　　25 《圣殿春秋》 肯·福利特 1989

　　（康慨）

一题而三命意 的《伶官传序》******

　　作者 ：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 ，出现了三处观点句 ，即 ：

　　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 ，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 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 。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 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 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 ，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 的主旨” ，把第二处称为“结论” ，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 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 ，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 的主题时 ，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 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 的看法 ：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 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 ，这是一篇的主干 。其次 ，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 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 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 的看法稍有不同 。

　　从逻辑分类看 ，后两处 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 。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 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 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

　　由于第一处提出 的观点“盛衰之理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 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 是在一个宏观角度 ，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 。也就是说 ，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 ，这个概念本身 是抽象而又空洞的 ，只 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 的一个概念，把传统 的认同“天命” 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 ，才有其具体 的针对性 。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 的抽象和空洞 ，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 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 。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 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

　　然得之孔劳 ，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 ，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 ，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 。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 。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矧咸有之 ，不亡何待 ！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 ，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 ，强调了人的行为上 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 。这样就把抽象 的宏观 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 的中观层面 。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 ，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 。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 ：“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 。”庄宗曰：“吾富有天下 ，岂不能作一楼 ？”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 ，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 ，其可得乎 ？”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 ：“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 ，被甲跨马 ，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 ：“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 ，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 ，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 。宦官曰：“崇韬之第 ，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 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 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 、尽受小人蛊惑 ，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 的 。《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 ，胡三省加注感叹说 ：“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 ，其如帝不听何 ！”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 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 ，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 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 是 ，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还 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 。这样 ，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 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 的特殊性，也就 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 。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 的观点句 ，就 是微观了（尽管结尾 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 ，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 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 ，我们都 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 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 ，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 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 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 的肌理性关系 ，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 的“天命”意识 ，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 ，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 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 、规律性之理 ，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 ，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 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 的主观控制 的“天命”互为相通 ，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 的观念变化时 ，认为 是从“天谴 的天向天理 的天的变化”，也就 是“主宰者 的天向理法 的天的变化” 。唐以前 的人们习惯认为 ，作为主宰者 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 ，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 的错事做出谴责 ，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 。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 。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 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 ，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 ，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 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 。”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 的自然之理 ，正 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 。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 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 ，成为一种规律时 ，认识到这种规律 、这种天理 的存在其实只 是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 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 ，才 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 ，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 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 ：“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